今天(7月3日)是卡夫卡140周年的诞辰,他与法国作家马赛尔·普鲁斯特、爱尔兰作家詹姆斯·乔伊斯并称为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先驱和大师。传记里的真实卡夫卡是怎样的?置于现代语境下的多媒体影像戏剧《变形记》如何呈现?我们的日常生活如何运转?不久前,6月,单向空间·大悦城店举办线下沙龙,北京外国语大学德语学院教授任卫东、独立剧场导演李建军等共同探讨了我们在今天如何阅读、观看与理解卡夫卡。

沙龙现场

作为显学的卡夫卡


(资料图片)

近年来出现了许多理解卡夫卡的新方法和视角。广西师范大学上海贝贝特的“文学纪念碑”丛书推出《卡夫卡传》三部曲,首推《关键岁月》和《早年》,《领悟之年》将于2024年出版。任卫东翻译了其中的《早年》卷。在这套内容详实、体量浩繁的《卡夫卡传》中,作者施塔赫查阅四千页书信、日记等手稿,带领读者踏入卡夫卡的人生,破解他的创作之谜。

卡夫卡传:早年

任卫东是国内很早开始从事卡夫卡研究及其在中国的接受史的学者。她介绍道,卡夫卡从上世纪80年代在中国就成为了显学,长盛不衰。“卡夫卡重置了中国当代文学,是影响最大的现代派作家之一。”李建军认为卡夫卡的影响也不仅体现在文学上,也体现在视觉艺术上,“他的小说有突出的特点,就是强烈的意象:人变成虫子,在视觉上的冲击是很强烈的。”

卡夫卡传:关键岁月

卡夫卡为什么会在当代具备如此强大现实意义?任卫东认为,这来自于卡夫卡作品的不确定性。“这也是刺激了很多文学理论家或者文学研究者的一点:他们觉得卡夫卡可以用各种理论,从各种视角,通过各种方法来阐释。”

而近年来又出现了更多理解卡夫卡的方法和视角。广西师范大学上海贝贝特的“文学纪念碑”丛书推出《卡夫卡传》三部曲,首推《关键岁月》和《早年》,《领悟之年》将于2024年出版。而任卫东翻译了其中的《早年》卷。在这套内容详实、体量浩繁的《卡夫卡传》中,作者施塔赫查阅四千页书信、日记等手稿,带领读者踏入卡夫卡的人生,破解他的创作之谜。

李建军则改编了卡夫卡的经典作品《变形记》,他结合当下中国的语境,将原著中的推销员置换成快递员,呈现格里高尔被数字技术异化的命运,让观众们从中看到了个体“不得不内卷”的生活状态和缩影。

动物性与人的异化

任卫东认为,卡夫卡确实是写过很多以动物为主人公的作品。除了《变形记》,还有《地洞》与《一份致科学院的报告》。事实上,甲虫也不是在《变形记》里面才被“发明”出来的,早在二十世纪初年完成的《乡村婚礼的筹备》中,就有了对于甲虫的想象。任卫东指出,“动物性”在卡夫卡的作品中是一个核心的问题。“在卡夫卡笔下的所有动物都有特别强的反思能力,更多的是跟人一样,在人的周围,是比人更好的观察者,他可以观察自己,观察别人。当然它的那种动物性也有一种受人驯化的功能。卡夫卡更多地是让我们通过动物来看反观自己。”

李建军则提出,卡夫卡提出的最核心问题是“异化”,我们应当回到当下,面对“异化是什么”这个问题。在今天谁被“异化”了?“在卡夫卡讲的‘现代性’开始的时候,给我们带来诸多问题的技术反而加强了对人的改变。我们的焦虑、生存压力、伦理困境、人性迷思,这些变化都是在科技的进程之中的,”李建军说道,在他们排练《变形记》戏剧时,他们做了一个练习,尝试改编《变形记》的第一句话:“格里高尔从睡梦中醒来,发现自己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虫。”“在做这个练习的时候,我们发现每个人对这句话都有着非常强的认同感。我觉得《变形记》的魅力还是来自于这种共鸣,所有改编的作品,都在想尽办法让这种强烈的荒诞感产生。”

两个巨人父亲

在1871年德国统一之后,民族情绪高涨,俾斯麦成为政治权力的象征,歌德则是民族精神的代表。歌德从18世纪末开始就成了德国文学上的“超级父亲”。对于当时年轻一代的作家来讲,他们要么通过靠近歌德、模仿歌德来获得自信与合法性;另外一种则是与歌德保持距离,走自己的路,从而超越他。这两种矛盾也体现在卡夫卡身上。任卫东介绍,《判决》也可以理解为卡夫卡对歌德思考的总结:小说里的父亲就像是歌德。虽然年老,但依然是个巨人;本德曼想模仿父亲,成为取代父亲的人;而跑到俄罗斯的那个孤独的朋友,就像是另外一种坚持自我的道路,远离“巨人”。

而在《卡夫卡传:早年》中,也可以看到卡夫卡与亲生父亲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影响了卡夫卡的整个人生和写作。“我们知道卡夫卡的父亲身材特别魁梧,说话声音特别大,特别粗鲁,像个暴君似的。卡夫卡则又瘦又小,缩在父亲旁边,瑟瑟发抖——这种印象,其实是卡夫卡给我们塑造出来的。”任卫东说道。卡夫卡家族有两个脉络:他父亲是在饥寒中成长起来的实干一代,他母亲则家境优渥,有着敏感的艺术特质。在卡夫卡身上,似乎母亲的基因是占据优势的,但是他没有摆脱过内心的自责情绪,因为他没有变成父亲那样的人。

在李建军看来,卡夫卡小说中的世界充满了一种艺术性,我们能够在他笔下看到惊恐的眼睛。他对环境,对人的处境等有着异乎常人的敏感体察。任卫东指出,《早年》这本书中节选了一段卡夫卡给朋友的信,信里面说:我们要快乐的文学干什么?没有文学我们也可以快乐。文学应该是一种不幸,应该是一种痛苦,就应该像把斧子一样。他认为文学是要表现痛苦的,没有快乐。

卡夫卡曾说,“我就是文学本身”。任卫东解释道:“我觉得这句话不是夸张,不是比喻,而是在说他的整个生活,他的文学,就是他内心生活的一部分,包括他在生活中对父亲的想象以及对自己的塑造。他在努力地把自己的生活文学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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