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极权主义的笑声(totalitarian laughter)
1.虽然与马克思同时代的批评者认为马克思对商品拜物教的辩证分析已经过时，并将之抛弃。但与这些批评者相比，马克思更具有颠覆性，他对商品拜物教的辩证分析至今仍能帮助我们把握所谓的“极权主义/总体主义”现象。
(相关资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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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以翁贝托·艾柯(Umberto Eco)的小说《玫瑰之名》(Name of the Rose)为出发点(starting point)，这正是因为(precisely because)这本书有某些错误，而对这些错误的批判不仅适用于该书的意识形态。这本书的意识形态或许可以以“意大利式西部片”(spaghetti Westerns)为模板，被称为“意大利式结构主义”(spaghetti structuralism)，即结构主义者和后结构主义者观念的一种大众文化(mass-culture)版本（根本不存在最终的现实，我们生活在从一个记号指向另一个记号的世界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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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玫瑰之名》所烦扰我们的，应该是它基本的、底层的(underlying)命题(thesis)——极权主义源于对官方词语的教条式依附(dogmatic attachment)：笑声以及“讽刺性超然”(ironic detachment)的匮乏(lack)。
3.对“善”(Good)的过度献身(commitment)本身会成为最大的“恶”(Evil)：真正的恶，是任何种类的狂热(fanatical)教条主义，特别是在“至善”名义下实施的狂热教条主义。
3-1.这个论点已经成为了启蒙版的宗教信仰(enlightened version of religious belief)的一部分：如果我们过度迷恋善，迷恋相应的(corresponding)对世俗(secular)的憎恨，那我们对善的迷恋会转化为一种恶的力量，即一种对所有不能回应我们的善的观念(idea of Good)之物的“毁灭性仇恨”(destructive hatred)的形式。
3-2.真正的恶是纯真的凝视(innocent gaze)。在这个世界上，纯真的凝视除了恶以外什么也看不到，如同在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的小说《螺丝在拧紧》(The Turn of the Screw)中，真正的恶恰恰是故事的讲述者（年轻的家庭女教师）的凝视。
4.迷恋善或狂热地投身(devotion)于善会变成恶，这种看法遮盖了(mask)相反的经验（善就是善，恶就是恶，善不能转化成恶），这更加令人不安：对于恶的迷恋的、狂热的依附是怎样在它自身之中获得其不为我们的自我利益引导的伦理位置(ethical position)这一身份(status)的？（狂热的善会转化为恶，但狂热的恶却不会转化为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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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莫扎特的歌剧《唐璜》(Don Giovanni)结尾中，唐璜面临如下选择：如果他认罪(confess sins)，就能得到救赎(salvation)；如果他坚持罪恶，就会永远被诅咒(damned for ever)。
从“快乐原则”(pleasure principle)的视角看，正确的做法是放弃过去，但他没有这样做，而是坚持罪恶，尽管他知道这种坚持会让他永远被诅咒。
悖论性的，他最终选择了恶，而这一选择让他获得了“伦理英雄”(ethical hero)的身份。他成了这样的人：接受“超越快乐原则”(beyond pleasure principle)这一根本原则的引导，不为快乐和功利所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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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玫瑰之名》深信笑声、反讽性距离(ironic distance)具有解放性的、反极权主义的力量。而我们（拉康-齐泽克主义者）的命题与这部小说的底层前提(underlying premiss)完全相反：在当代社会（无论民主社会还是极权社会）中，狗智式距离(cynical distance)、笑声、反讽恰恰是极权主义游戏的一部分。
（现代极权主义的统治策略恰恰就是预留一个自由空间让那些被统治的人尽情嘲笑、讥讽、咒骂自己。被统治者以为这样做是对极权主义统治的反抗，但事实上他们既没有触及极权主义统治的核心，更没有改变自己被统治的处境。他们以自以为反对极权主义统治的方式（情感的宣泄）恰恰维护了极权主义统治（以这种情感宣泄游戏代替真正的有组织、有纲领的反抗），陷入了“现代犬儒主义”的意识形态陷阱。）
6.统治性的意识形态并不打算让人严肃地或是从字面上来理解它。或许对于极权主义而言，最大的危险就是从字面上理解它的意识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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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玫瑰之名》中可怜的老豪尔赫(Jorge:原型是阿根廷著名作家博尔赫斯)——这位永远不笑的教条主义信仰的化身，也是一个相当悲剧性的人物：一个过时的活死人(living dead)，一堆过去的残余物(remnant)，但他肯定不是现存社会和政治力量（即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和现代资本主义政治势力）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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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在得出诸如“我们生活在后意识形态社会”之类的结论之前，我们首先应当尝试明确规定(specify)我们所说的“意识形态”是什么意识形态。
VI.作为意识形态形式的狗智主义(Cynicism as a form of ideology)
1.意识形态最初的定义出自马克思《资本论》的那个著名短语：“他们对此一无所知，却在为此勤勉为之。”(“They do not know it,but they are doing it.”)意识形态的这一概念暗示了某种基本的、构成性的“天真”(naivete)。
2.基本的、构成性的“天真”是对自己的预设(presuppositions)的误认，是对自己得以成立的有效条件(effective conditions)的误认，它是下列两者的距离(distance)与分歧(divergence)：一是所谓“社会现实”，二是我们对所谓“社会现实”所作的歪曲了的再现(distorted representation)，对所谓“社会现实”的虚假意识。
3.意识形态批判程序(procedure)要达到的目标就是引导“天真的意识形态意识”(naive ideological consciousness)认识到它所扭曲的社会现实，并通过这种行为溶解自己。
4.在更复杂版本的意识形态批判中（比如法兰克福学派的意识形态批判），问题不仅在于按社会现实“本来的样子”看待它，不仅在于抛弃(throw away)意识形态的歪曲景观(distorting spectacles of ideology)；重要的是看到：离开所谓的“意识形态神秘化”(ideological mystification)，现实就无法再生产自己。面具不仅简单地隐藏了事物的真实状态(stage)；意识形态歪曲已被写入了它的本质。
（面具下所隐藏的本质不是真实，而是面具的“隐藏”动作（“意识形态神秘化”）本身。“隐藏”吸引人们探究本质、发掘“真实”。现实就在面具之下不停地再生产自己。）
5.这里有关于某种存在的悖论(paradox of a being)：这种存在只有在被误认和被忽略的前提下才能再生产自己，一旦我们试着审视它“本来的样子”，它就会变成另一种现实。这就是我们要避免使用“揭面具”、“撕面纱”等简单隐喻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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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徒生童话中著名的故事“皇帝的新衣”中，最后小男孩对皇帝一丝不挂这一事实的揭露一直被视作某种带有解放性姿态(liberating gesture)的行为。但拉康对此敬而远之，因为关键在于即使皇帝穿了衣服，在衣服之下，他还是一丝不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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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衣服”这一行为并没有使身体的一丝不挂发生本质性改变，但可以压抑裸体带来的性羞耻，它的真正效果在于让人们在忽略隐藏在衣服之下的身体是失衡的、令人羞耻的裸体（仿佛“衣服+裸体=真正的身体”）的情况下待人处事。
同样的，“意识形态神秘化”这一行为并没有使事物的“真实状态”发生本质的改变，但可以压抑“真实状态”的无能、断裂和内在不一致性，它的真正效果是让人们在误认有一个隐藏在“意识形态歪曲景观”之下的自在、稳固、一致的“真实状态”（仿佛“事物的状态-意识形态歪曲景观=事物的真实状态”）的情况下待人处事。
所以，“皇帝的新衣”这个故事最后，小男孩真正应当揭露的是，即使穿着平时那些雍容华贵的服装，国王的身体还是这样肥胖臃肿、滑稽可笑。仅仅揭露没穿衣服的现实，而没有揭露“穿衣服”所具有的意识形态功能，还不具有真正的解放性。
因为穿上衣服的国王还是国王，一个目睹皇帝裸体的旁观者在衣冠楚楚的国王面前，面对的还是一具“国王的身体”，哪怕他在心底如何嘲讽皇帝的裸体，他仍然要对这具羞耻的身体卑躬屈膝（狗智性意识形态的运作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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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精神分析有“揭面具”这一姿态的话，那它只能近乎于法国19世纪作家阿方斯·阿莱(Alphonse Allais)讲过的那个著名笑话：某人指着一个妇女大声惊呼：“快看她！真是奇耻大辱，在她穿的衣服底下，她竟然一丝不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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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根据古典的意识形态概念，意识形态是对现实的“虚假意识”，是对现实的误认，这种意识形态概念已经成为了现实的一部分。但这种意识形态概念（意识形态即“天真意识”）已经不适用于今天的世界了。
6-1.彼得·斯洛特戴克(Peter Sloterdijk)在他的《狗智理性批判》(Critique of Cynical Reason)中提出一个论点：意识形态的支配性运作模式是狗智性的，这使得古典的意识形态批判程序徒劳无功(vain)。狗智主体对意识形态面具(ideological mask)与社会现实之间的距离一清二楚(know very well)，但他还是一样地(none the less)在面具上坚持着。
6-2.如斯洛特戴克所言，公式只能是这样的：“他们对自己的所作所为一清二楚，但他们依旧坦然为之。”狗智主义不再天真，它成为了一个有关“被启蒙了的虚假意识”(enlightened false consciousness)的悖论：某人对意识形态的虚假性一清二楚，也完全知道在意识形态普遍性之下隐藏着特殊的利益，但他还是不愿宣布与此决裂。（“嘴上说不要，身体很诚实。”）
7.我们必须严格区分“狗智立场”(cynical position)和“犬儒主义”(Kynic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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犬儒主义代表大众(the popular)、平民(plebeian)对官方文化的拒绝，拒绝的方式是反讽(ironic)和讥讽(sarcasm)：以日常的陈词滥调(banality)对抗官方意识形态令人生厌的语句(pathetic phrases)和它神圣、低沉的语调，并把它们提高到荒诞不经的高度，以此揭露掩藏在高贵意识形态语句之下的自我利益、血腥暴力和对权力的极度渴望。
这一做法比论辩更有效，它以官方命题阐述的情形对抗官方命题，进而颠覆官方命题。例如，当政客号召大家履行为国家牺牲的义务时，犬儒主义会揭露说：这位政客正在从别人的牺牲中捞取个人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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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狗智主义是统治性的文化对这种犬儒式颠覆(kynical subvert)的回应：它看到也考虑到隐藏在意识形态普遍性之下的特定利益以及意识形态面具和现实之间的距离，但它依然寻找理由来保留面具。
8-1.狗智主义所坚守的立场不是直接的不道德的立场，而更像是“为不道德服务的道德”的立场。狗智智慧(cynical wisdom)把正直、诚实视为最高形式的欺诈，把品行端正视为最高形式的放荡不羁(profligacy)，把真理视为最有效的谎言形式。
8-2.狗智主义是对官方意识形态的倒错的(perverse)“否定之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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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非法敛财和暴力抢劫，狗智性反应(cynical reaction)是这样的：非法敛财不如合法敛财，非法抢劫不如合法抢劫，这样效率更高还受法律保护。
正如布莱希特(Brecht)在《三便士歌剧》(Threepenny Opera)中所言：“与建银行相比，抢银行算得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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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面对狗智理性，传统的意识形态批判已经无能为力。我们无法再使意识形态文本(ideological text)接受“征兆性阅读”(symptomatic reading)；无法使意识形态文本直面它的“空白点”(blank spots)，直面它为了组织自身、为了保持自身一致性(consistency)而必须压抑的东西。
10.狗智主义的盛行(reign)并不代表我们进入了所谓的“后意识形态社会”(post-ideological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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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阿多诺也得到了“我们已经进入后意识形态社会”这样的结论。他的前提是，意识形态只是自称拥有真理的体系，它不仅是谎言，而且是被视为真理的谎言，是假装着要被人们认真对待的谎言。（参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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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极权主义意识形态不再拥有这种“假装”(pretension)，它不再期望得到严肃的对待，甚至它的创造者也不再拿它当回事。它的身份(status)只是操纵(manipulation)的方法，是纯粹外在的和工具性的(instrumental)；它的统治不是由它的真值(truth-value)来保证的，而是由超意识形态暴力(extra-ideological violence)和对利益的承诺(promise of gain)来保证的。
12.这时我们要引入“征兆”(symptom)和“幻象”(fantasy)的区别。只有这样才能表明，认为我们生活在后意识形态社会的观念进展得有点过快了(proceed a little too quickly)：狗智理性和它全部讽刺性的超然没有触及意识形态幻象的根本层面，而在这一层面上，意识形态结构着现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