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末年,边军拖欠军饷有时候长达数年,可谓饥寒交迫。

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按说“再穷不能穷军队”啊,毕竟国家是暴力统治的工具,要维持一个国家的运转,必须有军警特宪和公检法,否则鑫国也不会奉行“先军政治”的口号了。


(资料图)

明末小冰河期,北方大旱,陕西、河南等地连续几年颗粒无收,天下财富只能仰仗于富甲天下的江南。

但此时江南缙绅集团却集体抗税。

这些人上上下下形成了一个利益集团。

在朝廷中,有他们的人当官,可以结党营私,对朝廷征税措施百般阻挠从中作梗,而在地方他们的亲朋故旧都是大地主大商人,有钱有势,占有广大土地,经营商业,可谓日进斗金。

因为这些人朝堂之上有人当官,是他们的代言人甚至就是自己人,而在地方上,他们又是土豪劣绅大地主,有钱有人有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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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官员都是外省人来到这里,势单力孤,根本斗不过这些人。如果地方官想要强征税款,那么他的上司就会找他喝茶聊天,甚至他的仕途就会受到影响。

长此以往,明末在江南的税收越来越少。本来一年该征收一百两银子,这些地方缙绅开始只交70两,拖欠30两。回来发展到交50两,拖欠50两,甚至到了后来只交20两。那些拖欠的银两一拖就是好几年,死活就是不交。

他们不是没钱,但有钱能少交就少交,有家无国。

说什么“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真正涉及到了利益,这些人可就是舍弃大家为小家了。

对他们来说,明朝亡了,不过是换了个皇帝,他们的私产仍然在,照样吃香的喝辣的。而且江南人通过科举考试做官,已经深入到了整个朝廷官僚体系之中,朝廷离开他们就没法运转。他们已经强大到连朝廷都要怕他们三分的地步了。

所以明朝灭亡很在江南收不上来税有很大关系。

明朝为了维持统治征收三饷,只能转嫁到无权无势的平头老百姓身上,农民负担越来越重,活不下去了,只能开了城门迎闯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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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廷刚入关的时候,天下未定,各地反清复明的势力风起云涌此起彼伏。为了拉拢江南缙绅,清廷对其实行减免税赋的政策。但等到了顺治十八年(1661年),此时天下基本上已经大局已定,反清武装已经日渐式微,再无翻盘可能。顾命大臣索尼、鳌拜等执掌朝政,开始整治江南人,从收税开始。

与明朝不同,清朝有另一套统治系统或者说倚靠力量,就是八旗。

除了科举取士,八旗子弟也可以做官,更重要的是八旗是一支强大的军事力量。

江南人错估了形势,认为清朝代替明朝不过是换了个皇帝罢了,自己还可以用对付明朝的招数来对付清朝。

但这次他们踢到了铁板上了,甚至是屠刀上。

“朝廷有意与世家有力者为难,以威劫江南人也”,也就是说清廷故意掀起江南三大案和后来的“丁酉科场案”和“明史案”,为了打压江南缙绅地主阶级,树立威信。

我们单说“奏销案”。

所谓“奏销”就是报销的意思,大意就是每年各地都要向朝廷奏报当地钱粮征收情况,填写“奏销清册”。能否足额准时的征收当地钱粮,是考核清朝各地方官吏的重要考核标准之一。清朝官员为了自己的前途,当然对此事十分重视,对催促征收钱粮赋税十分紧张。

但江南缙绅地主还想靠着对付明朝朝廷的那一套欺上瞒下,拖欠税款,甚至结交官府、贿赂小吏,隐瞒田产,拖欠钱粮。甚至有人到了时间期限故意不交。

几年下来,江南地区拖欠的税款多达几十万两,各州县衙门如果向上奏销,根本过不了关。

不过江南缙绅地主打错了算盘。

清朝不是明朝。

从马上得天下,屠刀当然够快够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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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治十五年(1658年),江南嘉定县首先爆发“奏销案”。清廷规定,欠税40%要责打20大板,如果功名就要剥夺。欠税越多,打的越多。

为了防止官商勾结,清廷规定各地方官不得徇私枉法,否则以渎职罪论处。这样一来,各地方官当然严加催收拖欠的催款。

但江南其他地方的缙绅地主对此毫不警觉,认为只是嘉定县一地这样做,轮不到自己当然毫不关心。

顺治十八年(1661年)顺治病死,康熙即位。辅政大臣索尼和鳌拜以皇帝的命令下令各地加紧督办催收拖欠钱粮。如果各地方官完不成任务,要么革职查问,要么降职。

有了这道严令,各地方官为了自己的前途,纷纷对江南缙绅地主催粮催税,急先锋当属江苏巡抚朱国治。

朱国治,辽东抚顺(今属辽宁)人,汉军正黄旗。

他将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四府和溧阳县五地拖欠税款的13157名缙绅,包括2171名乡绅和11346名生员(秀才)全部抓起来,要求他们在两个月内必须将拖欠的钱粮补上,否则从重治罪,比如剥夺功名,打板子,甚至革职、充军、抄家。

见朝廷动了真格,部分缙绅吓坏了,急忙主动缴纳欠款,1924名绅户和10548名生员共缴纳4.9万两白银。

但这些欠款跟缺额差的太大,朱国治认为有的缙绅地主故意拖欠,要严加惩罚。

最终清廷将被捉的所有缙绅的功名全部革除,这一下子他们十年寒窗苦读考去的功名没了,从一个有社会地位的人变成了平头百姓。他们的家产都被充公以冲抵拖欠的税银,甚至变成了一贫如洗的贫民。

其中拖欠税款最多的三千人被戴上枷锁关到刑部大牢,直到次年五月才被释放。等他们出狱后,家产充公,早已经无家可归了。

如果缙绅中有现任官员,一律降二级,调离重要岗位,不予重用。仕途遭遇了重大打击。

最倒霉的当属一个叫叶方蔼的人。他是探花,也就是进士及第第三名,就因为欠了一厘银子(折合一文铜钱),就被削去了功名,民间留下了“探花不值一厘钱”的笑话,真是斯文扫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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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这些大案,清廷大胜,江南缙绅地主们大败。

清廷不仅通过催收抄家补上了长期拖欠的税银,财政得到了缓解,更重要的是压服了江南缙绅地主,此后令他们再也不敢拖欠税银,对清廷服服帖帖予取予求,拜倒在权威和屠刀之下。

直到十几年后,三藩之乱爆发,为了笼络江南人心,康熙下令允许奏销案中被革除功名的士子、降职的官绅如果能补缴银两可以恢复功名和原职。至此,江南奏销案才宣告落幕。

我们从明末和清初朝廷对江南的控制和处罚力度可以看出,明朝末年官场已经完全腐败了,国家机器涣散无力,行政命令根本无法贯彻实施,很大程度上被以东林党为首的江南士绅集团把持。他们为了本阶级的私利,置国家利益于不顾,抗税欠税,结果导致明朝财政吃紧,国家积极无法有效运转,边军没有充足的饷银抗敌,最终灭亡。

江南士绅当然怀念明朝,因为明朝时期他们可以随意拖欠税款,中饱私囊!

而清朝初建,国家机器强有力,各级官吏并没有与江南士绅勾结的利益集团,所以对处理江南士绅拖欠税款毫不手软,因此可将拖欠的税款征收上来,对那些拖欠税款的人进行严厉打击,以儆效尤。

这让我想起了俄罗斯在叶利钦时期,他几乎被七大寡头架空,而这七大寡头疯狂侵吞国有资产,将石油天然气矿山媒体等全部据为己有,而且不交一卢布的税,俄罗斯国库一贫如洗,人民工资和退休金常年拖欠。

到了大特务头子普京上台,建立强力部门,也就是军警特宪公检法,严厉打击寡头。寡头跑的跑、死的死,关押的关押,剩下的全部招安了。寡头们的资产重新国有化,国家又能重新收上税了,可以发工资退休金了,所以普京才能获得那么高的民意支持,当了20多年的总统。

一个国家只有国家机器强有力,才能压服一切与国家对抗的利益集团,才能保证赋税的正常征收,进而维持国家的正常运转。如果一个国家内部有强大而利益集团与国家政府对抗,那么这个国家必将危机重重,甚至会导致亡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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