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银行在不久前表示，由于利率大幅上调打击了经济活动，全球经济正处于不稳定的局面，并将出现大幅放缓。与此同时，经济学界内的多位专家预测2023年全球经济将会陷入衰退。长期以来，经济学界关于经济周期、经济衰退和金融危机的讨论一直不绝于耳。以研究“金融不稳定论”而闻名的美国经济学家海曼·P.明斯基在其专著《稳定不稳定的经济》中独辟蹊径，将凯恩斯理论忽视的金融概念引入经济供需关系，通过自己的方式加以重新解释，提出金融制度的重要性，补上了标准凯恩斯理论曾忽视的金融不稳定因子。
明斯基虽被称为凯恩斯学派的继承者，但他的研究著述却有很强烈的个人色彩，其中的许多论点如今具有很强的现实写照的寓意，重读这本书或许对化解当前世界经济不稳定局面带来启发。在本书前言部分，经济学者亨利·考夫曼认为，20世纪70年代末期至80年代货币主义逐步取代凯恩斯主义后，明斯基的深刻见解又一次未得到应有重视。在中文版序言中，经济学者吴晓灵同样认为，直到明斯基1996年去世，他仍然被归为非主流经济学家，其主要思想也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但是，明斯基通过详实的数据、案例以及细致的分析梳理早就给出了自己的思考，例如遏制通胀的溢出风险以及金融创新失范对经济稳定性的危害等等。回顾过去，如何从历史经验教训中找到有效应对经济衰退的方案，将是对凯恩斯理论范式变革的迫切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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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阻止经济衰退的积极作用
经济学界对1929年至1933年美国经济“大萧条”、20世纪70年代欧美通胀危机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研究可以说是汗牛充栋。但是，明斯基有自己的看法。尽管他的观点在20世纪80年代短暂流行过一段时间，但很快就被其他的理论学派所“湮没”。究竟如何理解明斯基所说的稳定与不稳定的经济周期呢？作者在书中详细回顾了1975年被称之为“非大萧条”式的深度衰退。
在对比1929年至1933年的美国经济“大萧条”后，1975年的深度衰退更像是依靠投资拉动而引发的衰退。虽然说自那次“大萧条”后，凯恩斯主义开始盛行，“罗斯福新政”更将其声望提升到新的高度，自此以后大规模投资成为刺激经济的主要手段。但明斯基却对此有不同看法，并认为这种以凯恩斯名义为指导的政策寻求鼓励投资以扩大总需求的做法是错误的，过度投资不但引起金融不稳定性和通货膨胀，甚至加大不平等。明斯基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对这些政策表达了批评，并强调要关注就业和消费政策，而不是简单地依靠投资。
明斯基在考察美国1974年至1975年和1981年至1982年的经济衰退周期后，提出“大政府”和最终贷款人所发挥的积极作用。他认为，20世纪70年代深度衰退后，“大政府”的救市行动在大幅抬升财政赤字的同时，使得众多企业能持续支付利息，转移支付提高后个人收入也并未在萧条期下降，反而消费也没有垮掉，“大政府”稳定了就业和收入，以及现金流。同时，政府的紧急救助计划将最后贷款人的角色作用充分发挥出来，从而阻止了存贷款危机，防止因经济衰退可能发生的债务紧缩。明斯基在分析了这两次深度衰退后指出，遏制通胀的手段——传统的紧缩货币政策，不但导致利率上升，并致使金融动荡、失业率上升以及产出下降。
强调“最后贷款人”的迅速行动
“二战”后凯恩斯的理论大规模流行。明斯基认为，简单的凯恩斯模型认为大量的政府赤字能够稳定并且帮助经济扩张，但是现实世界中的经济关系比简单模型中的变量关系要复杂得多。从政府支出的效果来看，明斯基聚焦收入和就业效应两个层面阐释“大政府”阻止经济下行的影响机制。明斯基还进一步拓展传统的理论，将金融这一因子纳入到分析中。
明斯基先假设没有“大政府”存在，即意味着赤字将因经济下行或衰退而减少，投资削减则导致企业存货投资和可支配收入减少，由此家庭支出的下降和商业投资的减少等相互作用，将导致经济进入深度衰退。同时，在当时的现实环境下，已不得不考虑金融的因素。在1975年美国经济衰退时期，政府债券和赤字大幅增加，企业和金融机构为获取安全有效的资产，大量购买政府债券。明斯基认为，这即是1975年经济受到衰退威胁的一个重要的因素。
按照上述分析，经济危机的演变到了20世纪70年代已不再是传统简单的凯恩斯模型，而是随着经济周期变化，嵌入更加复杂的金融系统，政府支出、企业投资和家庭部门的储蓄与金融系统的关系不断深化。明斯基认为，面对深度衰退，最终贷款人必须迅速采取干预措施，并确保能够获得再融资来防止金融困难演变成一场能够引致“大萧条”的相互作用且不断累积的衰退。
重视银行和信贷市场的有效监管
回顾自1929年至1933年美国经济“大萧条”至今的屡次重大经济金融危机，凯恩斯的理论在持续演进的同时，其负面效应也在加快显现。明斯基所称的“大政府”和最终贷款人虽然短期内能够阻止经济深度衰退，从而防止出现“大萧条”，但与此同时，这些干预措施引发了新的不稳定。比如，政府的支出增加和货币供应的增加造成政府赤字抬升，并引发通货膨胀。这一现象印证了明斯基所讨论的后凯恩斯主义的正反两面性。明斯基之所以对信贷市场和银行体系表现出浓厚兴趣，这与其早前和美国地区银行家、会计师打交道颇多有关，而多数宏观经济学模型主要局限于流量，而甚少关注到资产负债表。
随着新的金融工具和金融机构不断出现，金融系统的复杂性远远超出政策干预的范畴，即便过去屡试不爽的“大政府”和最终贷款人的积极作用，在短期内或许能很快奏效，但同时也会随着不稳定因素的累积带来新的问题。明斯基在分析金融不稳定问题时，主要讨论不同类型的投融资深刻影响经济运行的机理，并从银行业资产负债表结构变迁来考察金融不稳定背后的逻辑。明斯基指出，商业企业、金融机构和家庭的逐利活动是金融系统引发制度变革的推动力。1966年美国出现的信贷危机就是这种金融不稳定性的显现。明斯基认为，经济周期波动与资产投机内生于金融市场。因此，在谈到如何应对这种不稳定时，明斯基倾向于健全融资制度和政策干预机制。
明斯基认为，只要金融市场属于投资决定机制的一部分，就会存在某些强大的内部不稳定力量。而银行业作为富于创新的逐利行业，在不确定环境下，这种行为必然会增大不均衡的压力，从而导致金融不稳定。对此，明斯基提出两个思路：一是对银行杠杆率设置一定限制，将银行所有者权益的增长控制在与无通胀的经济增长相适应的水平；二是指引和控制金融创新活动，并通过对不同类别的资产设定不同的权益和权重，来保证银行保持一定的资本充足率。如今来看，加强银行体系宏观审慎和微观审慎监管协同确有必要。
结语与展望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政府和不少经济学者深信“大而不倒”，大规模救助华尔街巨头，高度依赖财政扩张和量化宽松货币政策。这些宏观政策短期内挽救了经济衰退，但不断累积的财政赤字和天量的货币投放却逐渐显现出弊端。过去十余年，从欧美国家经济运行的结构来看，过高赤字和债务驱动已经“司空见惯”，反映了凯恩斯主义不但越走越远，干预政策的倾向性愈发强烈，而且扭曲了市场经济的本质规律。
如何摆脱这种不稳定虽有难度，但并非没有解决思路。从明斯基的论述中可以总结出三条路径：第一，应对危机既要考虑政策的短期效果，财政与货币政策应相互配合，做到张弛有度，也要评估负面效应和外溢风险，这就十分考验宏观政策的运用范畴、运行机制和传导效率。第二，无论是金融创新、监管制度改革，还是面对新经济、新模式，宏观政策应保持杠杆与风险的平衡，市场也应学会敬畏风险、遵守底线。第三，政府、市场和社会关系应明确边界、功能，发挥三方力量，既要防止市场失灵而破坏社会稳定，也要防范政府失灵，扭曲市场资源配置的功能，重新激发社会创新活力。
明斯基曾在1974年提出，西方经济所处的经济特征就是金融体系在稳固和脆弱之间摇摆，这一摇摆过程是产生经济周期所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而减少失业、贫穷和不均衡有助于促进金融稳定。任何一项政策都不能“脱嵌”于社会，否则便会放大不稳定，引发新的危机。下一步需要思考如何回归经济发展的本源，驱动财政、货币和金融回归正常化，减少对非常规政策工具的依赖，转而向改革要红利。从另一层面来看，全球化之下的现代经济结构异常庞大而复杂，虚拟的金融和实体经济深度捆绑，任何一项重大宏观政策都将可能产生“蝴蝶效应”，如果不经过全面评估和精准实施，也就没有可靠的办法加以应对。
（文章来源：上海证券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