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创/深圳商报首席记者 王海荣
8月26日，作为2023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第十九届夏季高峰会分论坛的宏观经济论坛在五洲宾馆举行。如何为中国经济增长添动力成为各界嘉宾关注的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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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面对错综复杂的全球经济发展环境，中国将稳增长放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中国经济如何实现持续高质量增长？动力究竟在哪里？北大国发院院长、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姚洋，香港大学经管学院院长、经济学讲座教授蔡洪滨，中银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管涛、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章俊、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副院长任颋参加了当天的圆桌讨论。
姚洋表示，与老龄化相比，未来机器、AI替代很多劳动力，结构性失业是未来面对的最大的挑战。他表示，劳动力不足并不会成为很大的问题，技术的发展事实上是在替代劳动力。他举例说，现代工厂的生产流水线上的工人正在不断被机器所替代，全世界的140家“灯塔工厂”中，中国独占50家。姚洋建议，应该推广健康老龄化，多开展社会的教育活动，让老年人学会健康地老龄化，而不是动不动就跑医院里去拿药。
中国经济要实现持续高质量增长，姚洋认为动力在于创新。他表示，中国经济未来的动力是创新，但创新就会产生泡沫。“如果你不能忍受创新带来的泡沫，包括房地产泡沫、创新领域的过剩泡沫，资本市场的泡沫，顶多创新到二流国家。”姚洋说。
“地方债务也是一个长期积累的过程，而不是一两年两三年，我们整个的地方融资体系、投资体系、地方政府的激励机制都是背后积累到现在的原因。”蔡洪滨说。
蔡洪滨以香港经历过的地产泡沫为例，他指出，很多国家和地区都经历过这些东西，问题积累到一定地步之后必须直面这个问题，最后的解决不是一下子就能够解决，对于相当长时间调整的痛苦必须有心理准备，解决的话就一定要有系统性的方案。
他建议，存量的问题一定要有一种体制性的东西去解决，一个角度是可以借鉴90年代我们国有银行资产重组的角度，增量的问题怎么样能够重新去构造中国地方政府的财税体制、投资体制、激励机制，使得未来有一个更透明、更健康、更长期可持续的发展模式。
与此同时，在刺激消费方面，蔡洪滨认为，财政政策在现在经济环境下应该采取更加直接、更加有效的措施，货币政策的微调在这样一种环境下，有可能不一定有我们想象的作用。
管涛表示，面对当前复杂的发展环境，要直面问题，迎难而上。他指出，汇率市场化是大势所趋，也是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制度保障。他认为，年内人民币汇率将是宽幅震荡行情。“到底偏强还是偏弱，最根本取决于国内经济恢复的情况，如果经济恢复得好，市场信心得到提振，人民币汇率是一个中枢偏上的震荡行情。如果恢复不及预期，人民币汇率可能还会有调整的压力。”管涛说。
谈及中国经济未来发展动力，管涛强调说要依靠产业转型。
“中国经济增长最底层的动力是来自于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只要这个追求一直在，经济增长就一直会存在。配套就是中国经济的改革，能够为人民追求美好生活而创造一个更有利的政策环境和外部环境。在这两个基础上，其实中国经济增长一定会继续往前走。”章俊说。
他同时对地方政府债务的化解提出了自己的建议，中国可以加强中央财政的统筹和加强地方财政的纪律约束，可以通过这个实现控制地方政府未来的债务的增长。对于存量债务要进行积极化解，通过中央置换地方政府债务，发行特别融资债，包括地方政府专项债。通过金融机构积极介入协调，参与化解地方政府债务。
章俊指出，从长期来看，地方政府的债务融资还是要回归本源，重大的基建项目还是要集中在中央，由中央统一融资，地方政府层面更多是关注本地的民生，这是一个更加可持续的模式。
“债务率的分子是债务、分母是GDP，如果单纯控制分子，债务规模控制得比较死会造成分母的失速。未来的债务是希望建立分母驱动型的债务，债务增长是能够带动经济的增长，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当分子、分母同时增长，如果债务增长能够带来经济的增长，能够超过债务的增长，那么债务率反而是下降的。所以，未来探索一个地方政府可持续的债务模式是关键。”章俊说。
经济增长最根本在于市场不断的开拓，一方面是开创新的市场，另一方面也包括对原有市场的维护和深化。
任颋指出，经济增长最根本在于市场不断的开拓，一方面是开创新的市场，另一方面也包括对原有市场的维护和深化。目前全球都面临着一个新的需求在哪里、如何去迭代一个更广阔的需求市场的困境。
从企业的角度，如何把自己的产品能够更好地适应这种需求，维护好和开拓好这样一个市场。最终经济的成长其实就是来自于这种市场不断的深化、巩固、扩大，然后进行开创。
他建议，企业应该在原有的市场格局之下哺育新的需求。“增长不光是宏观的问题，更多还是来自于每个市场主体、每个企业家自身去努力思考、去开拓、去开创，最后带来自己美好的未来。”任颋说。
任颋同时对当前营商环境优化问题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他表示，近年来，我国开展了大量营商环境的优化工作，“门好进了，脸好看了，但是事办不办，在不同地区仍然有一定的差异性。”
他指出，营商环境一直在围绕“放管服”做改革，重点还是要突破原有利益的梗阻，“放”就是放审批权。“管”更多强调事中、事后的监管，而不是插手干预。“服务”就是建立起服务型政府，更好地满足企业家的需求。他补充道，在优化营商环境过程中，还要盯着解决市场准入，不能只是考核各种办事时间指标，还要将发力点放在是否真正提供有效服务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