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22年8月，有着地理学界“小王子”之称的段义孚辞世。在以科学主义为主流的地理学界，段义孚强调不能只以客观数据理解地理环境，更需引入人类感官与情感来探索空间的意义，并先后提出了“恋地情结”、“空间与地方”等重要术语，影响了代代学人，成为了人文主义地理学的奠基性学者。

(资料图片)

段义孚的地理学为什么是浪漫甚至天真的？他眼中所见的地理面貌和人类社会与他人眼中的世界有何不同？归根结底，这取决于他是一个怎样的人。从他的所有学术著作和随笔文章中，读者都可以获得一部分答案，但他的自传《我是谁？》可以告诉我们更多。

少年时期的段义孚与家人

段义孚的家世显赫，他形容自己的人生是“从童年的公共世界迈向了成年的私人世界”。他在自传里忆童年时说，有几个人曾摸过他的头或给过他玩具，他们都是中国举足轻重的人物。作为“中产阶级专业人士的孩子”，上世纪三十年代，段义孚“即便只是和家人委身于一个毁于战火的国家，但只要他有一点天赋和抱负，就很可能认为自己将来还是有机会登堂入室、呼风唤雨”。但之后移居国外的经历让他感到，自己生活在一个陌生而带有敌意的环境中。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开始慢慢厌烦充满空洞谈话和无聊权术的社交场合，“公共生活对我来讲从来都不是那么真实，尤其是它的那些社会功能。”

就这样，我们熟悉的那个热爱着寂寥的荒漠并从中发现地理之诗意的段义孚出现了。他发现，亚洲社会的男人往往年轻时热衷江山与美人，上了年纪心境恬淡，越发亲近自然，而对于他自己而言，他年轻时便格外青睐自然之美，把肉体的冲动“化为一种异乎寻常的能量涌向了大地的神秘和美感”，上了年纪之后，地理的壮观无法再激起他的兴奋，它们变成了思考的对象，那种想要四处旅行、看大千世界的冲动消失了，他的兴趣点越来越转向了观念和概括性的事物，而非具体独特的事物。他一生都在追问“我是谁”的问题，是中国人还是美国人，中老年的段义孚惊奇地意识到：“自己竟然变成了一个希腊人，像苏格拉底或柏拉图那样的希腊人，使得我的激情朝着极致的美奔流而去。这样的美包括上方的天堂和地上的人类个体，而不再是那些中间尺度的可爱事物——社会、景观和地方了。”

段义孚写自传时充满着警觉。他一方面知道，如果自传只是为了诚恳，那就会变成一本忏悔录，另一方面又在晚年深刻地观察和反思真实的自我，以书写自传的方式面对自己的胆小懦弱、欠缺的生命力、孤独的存在与有限的快乐。

《亲密：从正义到爱》（节选）

撰文 | [美] 段义孚

翻译 | 志丞 刘苏

当20世纪60年代掀起民权运动的时候，我才完全融入了美国社会，开始感到自己应该有所作为了——我应该参加一些抗议组织才对。但我的行动又一次在想法面前止步了。无精打采和胆小怯懦肯定是其中的原因，但也不止于这两种原因。因为当抗议变成了时尚，操纵杆变成了笔杆子和演讲术，而非群情激奋的示威者时，我只能克制自己了。甚至，当搞地理学的人也开始写书撰文直指社会的不公正时，我还是保持着克制的态度。他们写的东西一开始是针对劳工阶级，之后又指向了女性和少数族裔等，所以，他们是跟着社会的潮流在走。

尽管他们在斗争技巧上无可指摘，但我看出了他们内在的不成熟。他们会把这个世界分成好人和坏人两种人。那些没有权力的人——劳工、妇女、少数族裔、同性恋——都是好人；而那些掌握过多权力的人——统治阶级，像资本家、神职人员、白人和异性恋——则都是坏人。我和身边的地理学者都同样痛恨不公不义。当自己遭遇不公正的时候，也会变得十分敏感，当看见别人深陷其中的时候，也会义愤填膺。当两种观念、群体、意识形态发生冲突的时候，我也总是会去同情弱势的一方，就像水往低处流那么自然——这是西蒙娜·薇依（Simone Weil，法国宗教思想家、社会活动家）的一个比喻，我很喜欢这个比喻，也喜欢她凡事追求公正的性格，正如她所说：“要从胜利者的阵营里逃脱出来。”对我而言，只要开始身陷胜利者的夸耀和奉承的囹圄，也就是想要逃脱出来之时；除非这样的胜利是一种自然而然的欢乐，就像拥趸们庆祝自己的球队获胜时一样，我才能坦然接受。

在牛津大学赛艇队的合影

我也常把生命力同生理上的勇气联系起来，这也是我所缺乏的。在我看来，怯懦是最可耻的人类品性，所以意识到身体里欠缺勇气会带来持续性的羞耻感。我童年居住在重庆的时候，只要一有机会就和小伙伴们一起踢足球。我们把布扎成一大捆来当作足球踢。有一天，父亲送了我们一个真正的皮制足球，我们真是惊喜万分。我们不仅形影不离地带着它玩，甚至就连吃饭睡觉时都抱着它不放。而唯一的缺点是，它太硬了，我一点也不想让它撞到我的胸膛或脸上，这让我有些心悸。但我却把恐惧压在了心底，去当守门员，成为“众矢之的”。当球飞过来的时候，或一个男孩儿带着球像炮弹一样冲过来的时候，我就奋不顾身地用身体去阻挡足球或那个男孩儿。但这样做并非因为有勇气，而是那一刻只觉得，这是我的最后一次了，肯定活不过这次劫难，过后就再也不必面对这玩意儿了。

为什么当守门员会比在场上跑让我觉得在比赛中拥有更多的操控感呢？答案同样是缺乏生命力。守门员基本上是待在一个地方的，而不用追着球，也不用逼着自己满场到处跑。这是一种被动的勇气，意味着站稳自己的地盘即可。但我钦佩的却又是一种主动的勇气——行动的勇气，设定目标的勇气——男性的勇气。其实我从来都没能把球抛到过合适的位置上去。这涉及一种性别上的差异：女孩儿很难抛好球，因为她们只使用手臂的力量；但男孩儿则会借用整个躯干的力量去抛球——他们会把整个身体往前倾，像几乎快要摔倒的样子。但我却不愿冒着要摔倒的危险去抛球。在每次比赛中，我几乎都是极力掩饰着无法抛好球的羞愧参与其中的。

1951年6月，段义孚在牛津大学的毕业照

我或许天生就是一个孤孤单单的孩子，因为我经常爱玩一些孤独的小孩才会玩的游戏，也就是去想象如果自己是另外一个人的话，会是怎样的。我能够在任何地方玩这个游戏，尤其是当我坐在悉尼的家里那道玻璃门廊上，望着玫瑰湾对面的车辆像玩具一样四处移动的时候，这种想象力就会达到极致。我会想象自己随意选一辆车坐上去，看一下从这辆车里望出去的世界是什么样子的。我不仅会把自己放到那个乘客的位置上去想象，还会幻想我自己就是那名乘客——一个澳大利亚的孩子正开着车去参加板球比赛，或者一名成年男子正赶往会场的路上，等等。我特别喜欢从别人的视角去看世界，去感受他们的感受。“移情”（empathy ）对我来讲是很自然的一件事，而且我也在不断培养它，把它变成更具有社会性和产出性的能力——共情（sympathy）。

对他人遭遇的共情是一种无价的情感，但这种情感也不那么容易唤起。其实更有挑战的是对他人的成功和幸福产生喜悦之情，尤其是当那个成功在大家看来也是我们自己理应取得的时候。毋庸置疑，父母通常会因为孩子的成功与幸福而喜悦，但这是因为父母常把孩子当成了自己的延伸。他们不会嫉妒自己的孩子成功，正如一个作家不会嫉妒自己的书成功那样。但父母不会常把孩子挂在嘴上，因为别人不会对自己的孩子那么感兴趣。不过也可能并非如此。我可能就是个例外，因为我就很喜欢听别人讲述他们的孩子如何如何成功。

1954年，段义孚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做实地调查

当我聆听他们所讲的时候，我就会一会儿站在孩子的立场上，一会儿站在父母的立场上，所以，我就同时得到了两方面的快乐。这看起来好像很高风亮节，但也会因为下面三个缘由让这一情况并非总是如此。第一，我没有孩子。如果我有个优秀的孩子，而别人的孩子却很糟糕的话，那我就不可能表现得很开心了，不然会让对方觉得我在幸灾乐祸。第二，我的悲观主义。这也是我性格里阴郁的一面。当我确实目睹某人的成功，从而向他人提起的时候，极少看见他人会因为别人的成功而有发自内心的喜悦——哪怕不是个人之间的比较，而是从属于个人的事物，包括子女，也包括师生关系，比如“我的学生太棒了，你的学生呢？”第三，缘于我想象力中的浪漫主义倾向。这一倾向让我总觉得孩子们都是上帝的作品——独一无二的作品，派到这个世上来，是为了让大家幸福快乐，前提是大家也要如此看待孩子们才行，而不是把他们当作父母或老师的附属品或财产之类的东西。

我常常以同样的方式去看待所有人。在我眼里，每个人都是可以审美的对象和艺术品。人不仅是一种可以审美的对象，还是名副其实的“可以为自己代言”的审美对象。我观看人就像欣赏油画、雕塑和乐曲一般。我静静地站在一幅画作前，想知道它的魅力何在，它在诉说着什么。在一群人中，我边看边听，想知道他们为何是这样的人，他们是如何看待世界的。我更喜欢安安静静地去获得知识，而不是做一个馈赠知识的人。当然了，我在课堂上也会连篇累牍地说个不停，但在社交场合里，当我要说话的时候，更倾向于抛出一个问题或给出一个悖论或反讽。这样做的目的在于引出话题，好将谈话以新的方式延续下去。

所以，在别人看来，我是一个很不错的人，知识渊博，也会注意他人的观点，特别是在聚会和讨论小组里。但不幸的是，这样的谦逊也有不好的一面。比如，这会显得我自己缺乏知识的立场和道德的原则。要么，这两者我都有，但却为了举止得体而刻意掩饰下去，这样的得体本身就该受到质疑了，因为这种行为的动因不是源于力量，而是缺乏安全感。这是外国人、访客、移民身上都会有的社会性的不安全感。相反，像玛格丽特·米德那样的人就可以表现得果敢、直率甚至粗鲁，因为她本就是土生土长的美国人。但我却不同，我只是作为一个异乡客在这里待了四十年而已，始终觉得需要审慎地去迎合那些本土美国人的观点。这让我更加明白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身上的问题，他总是把态度软下来，去关注对手们的观点，目的是讨好对方。这正是生活在盎格鲁—撒克逊文化中的犹太俄国人身上的弱点。他在英格兰取得的所有成就和荣誉，以及没有任何不和之音，都只是因为他作品里的力量和独创性吗？还是因为他总是会在争论的场合里打马虎眼——这样的说话方式难道会有一种魔力？

段义孚和同伴进行实地调查

因别人的功成名就与踌躇满志而感到开心，这可能包含了一种不健全的受虐情结。因此，我才怀疑自我不够健全。我的性格里怎么会有这样的受虐情结呢？我觉得这可能是与生俱来的。我的性格从来都没有表现出果断坚毅的一面，总是像个小孩子般害羞，在成年人的世界里保持着沉默，也习惯于默默无闻地尽着本分。尤其是和年轻人待在一起的时候，我总是会克制自己的主张，表现得好像很无主见一样，甚至在我解释一个观点的时候也是如此。这种绅士一样的性格让我显得平易近人，富有同理心，就一位教师而言，这是很好的性格。在我的退休宴上，一位我之前教过的学生回忆起几年前他和我在旧金山的中餐馆吃饭时的情景，其间，我总是不断地劝他多吃点。我很惊讶，他居然还记得这种小事。但在反思后，我觉得，他的这道回忆直指我的性格。我后来发现，我经常和学生们一起去吃饭、喝咖啡，原因是我喜欢他们吃饭时的样子。当他们享用拌着酱料的通心粉，嚼着胡萝卜蛋糕，身边伴着一堆好书，分享他们迷人的观点时，我就特别享受他们的模样，看着他们的世界观渐渐成长起来。我其实是特别情愿他们来消费我这位老师的。

可如果一个人太缺失了自我的话，也会和天然的自我主义产生强烈的冲突，进而走向反面，那就是非常渴望别人理解自己。我早就看到了这一危险，所以才一直防微杜渐。而为什么一种极度的自我缺失反而会变成一种渴求呢？就我的情况而言，是社会主动强化了我的这一性格倾向。整个社会都在告诉我，自私自利是不对的。

无私确实可以带来幸福。我努力从童年的经验里汲取教训，减少自虐的倾向。总的来说，这样做还是有所收获的。与其因为别人拥有——配偶、伴侣、孩子、爱情——自己没有而感到沮丧痛苦，倒不如让自己的注意力转向别人拥有的幸福上面，想象性地活在别人的富足里，以此也能让自己获得一丝满足。然而这种替代性的人生也会带来沉重代价，因为它意味着你在自己生命最好的部分里也只能体会到一种有限的满足感而已，而体验不到无限的喜乐感；也意味着你世界的另一侧总有一片阴霾笼罩着。也难怪我会把生命力当成一个偶像来崇拜，甚至经常渴望能冲破一切的生命之光的涌溢和绽放。

本文书摘部分与图片均来自《我是谁？段义孚自传》一书，较原文有删节，经出版社授权发布，标题为编者自拟。

《我是谁？段义孚自传》[美]段义孚 著 志丞 刘苏 译也人·上海书店出版社 202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