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市吴江区震泽镇自古人文荟萃、人才辈出。据统计，自南宋绍兴四年（1134）至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的772年间，先后出过进士15人，举人33人。区区一隅，人文历史底蕴如此厚重，英才鹊起，这源于震泽地区连绵不断的文化传承。震泽镇西栅，始建于南宋，以祭祀“震泽先生”王蘋及其高足陈长方、杨邦弼的三贤祠，便是一例。
震泽古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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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泽三贤祠（堂）
三贤祠（堂）是祭祀先贤的地方。“三”可以特指三人，也可是多数，源于孔门“七十二贤人”。从祭祀社稷、先农、地祗到周公、关帝、文昌、城隍；从河神、山神、海神到圣人、先贤、先哲；从祖宗、宗亲、文武功臣到历代君王，无所不祭。国内许多地方，都建有三贤祠（堂）。查阅苏州有关的方志仅得：唐代，昆山锦溪陆氏后裔，为祭祀汉代县令陆烈、唐代文学家陆贽、诗人陆龟蒙等三位祖宗而建三贤祠；南宋绍兴年间（1131—1162），苏州郡守蒋璘在虎丘平远堂建有“三贤堂”，供奉唐代“三杰”——“诗人刺史”刘禹锡、白居易、韦应物；乾隆三十八年（1773），按察使胡季堂于沧浪亭内的西侧，建“中州三贤祠”，以纪念汤斌、张伯行、宋荦等三位河南籍江苏巡抚。
福建长乐三贤祠
素有“江南邹鲁”之称的震泽，文教昌盛。南宋宝祐元年（1253），就建有三贤祠，且六百多年来屡建屡毁、屡毁屡建，直至1937年11月18日被日军焚毁。
震泽三贤祠是祭祀王蘋、陈长方、杨邦弼三位名儒的，在普济寺东侧。原在镇西栅，宋理宗宝祐元年（1253），由震泽人沈义甫所建。元世祖忽必烈至元年间（1264—1294），设立教谕负责乡校的教育及主持三贤祠祭祀。至元二十八年（1291），教谕陈佑又在三贤祠旁的学堂内为沈义甫立像。到了元顺帝至正（1341—1368）末年，三贤祠毁于红巾军起义，震泽人沈善长又将三贤祠迁址至思范桥左侧。《吴江县志》记载：根据南京山西道马舆撰写的《沈工正墓志》，沈善长于1284年至1286年间曾做过江浙行省的前宣使（也即中央下派到地方的巡视监督官），后迁居震泽，重建三贤祠并在此讲学。明朝天顺年间（1457-1464），三贤祠败塌。嘉靖十五年（1536），震泽太学生（国子监生员）沈嘉猷在此重建三贤祠，方圆三亩六分，又置田三十亩，其收益作为春秋祭祀以及修缮三贤祠的费用。《吴江县志》说，现今只剩了十四亩四分，沈嘉猷的后代将其中一半的田赋等收益，移作其先祖太常祠的祭祀费用。原吴江知县张明道为之作记。明朝天启元年（1621），沈嘉猷的曾孙沈士哲重修三贤祠。清康熙年间（1662-1722），再度坍塌。乾隆五年（1740），沈士哲的曾孙沈煜等人再予重建，至1840年鸦片战争前再度坍塌荒废。光绪十四年（1888），震泽人沈宗汾等拨出丝捐厘金又重建了三贤祠。（注：1937年11月18日，日军侵略震泽，将改作县立震泽民众教育馆的三贤祠焚毁。）
《吴江县志》
据《震泽镇志》补遗等记载：沈义甫，字伯时，生卒不详，震泽人，南宋著名学者。嘉定十六年（1223）领乡荐（相当于明清时举人）第五名，任江西白鹿洞书院山长（山长是对书院讲学者的称谓），讲授程朱理学，以文鸣于时，学者称为“时斋先生”，后居于震泽。宝祐元年，在震泽建义塾，立明教堂讲学（朱熹在《白鹿洞书院学规》中倡导“五教”——“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敬敷五教。”明教堂正是两宋时期传习理学的场所）。又在学堂东建三贤祠，以祭祀王蘋、陈长方、杨邦弼，以三贤后人自居，教学不倦。南宋灭亡后，沈义甫隐居不仕，将所办义塾升为儒学，教谕陈佑绘就沈义甫像立于学堂。沈义甫著有《乐府指迷》，是宋代三部词话之一。
《震泽镇志》（1991-2008）
震泽三贤祠历时680多年，是江南古镇中极为罕见的，是为数不多的崇文重教人文传承典范，乡贤沈义甫、沈善长、沈嘉猷及其后的六世子嗣，为延续文脉，前仆后继，六建六毁，最终毁于日本侵略军的暴行，实为惋惜。如果能重建三贤祠，将对延续震泽文脉有不世之功。
先贤为何要在震泽建祭祀王蘋及他两个学生的三贤祠呢？王蘋又是何许人也，值得震泽学人如此尊重呢？
“震泽先生”王蘋
“先生”是一种称呼，按字面的解释是：是指出生比自己早、年龄比自己大的人；另有先接触陌生的事物的意思，引申为先接触陌生事物的人，所以古代称人为先生有向他学习之意，达者为先，师者之意，后又延伸为对人的一种尊称，尤其是对知识分子和有一定身份的人的尊称。在我们的民族文化中，“先生”还另有深意，那就是对三尺讲坛上的教书匠的称谓。而“先生”一词最早则源于《礼记·曲礼》曰:“从于先生，不越礼而与人言。”也就是说：孩子拜师读书后，言谈举止就会有礼有节了，正如窦文涛所说的：读书人是懂得羞耻的。古人称老师为“先生”，而老师称其学生为“弟子”，也即老师把学生当成自己的“弟弟”“儿子”般看待，这种直透着亲情的诚朴的“师生关系”，是值得我们今天的教育界借鉴的。位列唐宋八大家之首的韩愈的《师说》有言“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老师是为学生传授为人处世和立身存世的基本道理、教授学业、解答学生的人生困惑的，唯有如此，才配得上“老师”这一神圣的称号，否则就是对“老师”的亵渎，更不配称之为“先生”。
文化，系生命之本质、人类之灵魂，乃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必然升华物”。中华文明五千年生生不息，中华民族至今仍巍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正是我们的文脉从未间断过。震泽几代学人对“三贤祠”屡毁屡建，其实质是延续王蘋人格精神及价值取向，延续吴地尤其是震泽之文脉。一个小小的江南古镇，居然出了这样一位宋代大儒，几代学人为之接力传承，震泽古镇文化昌明也就不足为奇了。
震泽古镇
那么，我们来认识下王蘋吧。原吴江知县张明道的《重建三贤祠记》一文，或许是我们打开震泽“三贤祠”奥秘的钥匙。北宋时期程颢、程颐创立了理学，震泽人王蘋西赴伊洛向他们求学。他学成后回到震泽，与其高足陈长方、杨邦弼等人一起，积极传播二程之学，肇端一方，名震一时。“怅古今所得学之正者，吴之两世，子游（言偃）、信伯（王蘋）而已……”张知县视王蘋为“宋之子游”，是继言子之后的吴地又一大儒，人称“通儒”。可见王蘋对震泽崇文兴教之风的贡献之大。至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何沈义甫从白鹿洞书院讲学一回来，就在震泽为王蘋及其两位高足建“三贤祠”，以褒奖他们将二程学说传入吴地，使吴人“得重接学统”。沈义甫还继承了王蘋遗风，继续在震泽地区传播程朱理学，使“人习诗书，户闻弦诵，殆駸駸日上（蒸蒸日上）矣”。
王蘋画像
《苏州府志录（姑苏志）》等比较详实地介绍了王蘋的生平及主要学术活动。王蘋（1082-1153），字信伯，号震泽，素行高洁，忧时爱国。祖上是福建福清人、唐朝水部（工部属下）郎中王棨，有专著《麟角集》。王棨八代孙王伯虎，字炳之，嘉祐年间（1056-1063）进士，官至户部员外郎（正六品），与苏东坡、黄庭坚交好。王伯虎堂弟王仲举，字圣俞，脾气耿直学问做得好，却不合世俗，举家迁往吴江震泽，死后获赠奉议郎（文散官名，从六品上）。王伯虎生王蘋，过继给大伯父王伯起。王伯起，字圣时，师从王安石、曾公亮父子，拜师于曾巩，给自己居室题额“酉至”，著有诗集《道野集》，死后获赠右宣议郎（七品文散官）。
《麟角集》
二程在洛阳始创理学，王伯起让王蘋去拜他们为师。王蘋通晓《春秋》，不久，所学理学成就在洛阳、汴京就名列前茅，并将已极负盛名的杨时比了下去了，时人都说王蘋是后来者居上。宋绍兴四年（1134）十月，南宋赵构帝驾临苏州，知府孙佑向皇帝举荐王蘋。丞相赵鼎召见问政后补录其为右迪功郎（正九品 乡镇主管）、赐进士身份，任秘书省九品藏书馆校对兼史馆校对。他奉旨逐一列举赋税退征之利弊，上奏治理国家的根本有三：正心诚意、辨识君子与小人，消除派别之争。皇上非常满意地对辅臣说：王蘋虽出身低微，谈论国事却如久为朝臣，大凡读书人能通晓世事，方可成为有用之才。王蘋负责记录皇帝日常生活起居，并拟写褒奖诏书及皇帝对臣下表彰的圣旨。朱震、胡安国、尹焯都曾举荐王蘋替代自己，尤是胡国安力荐，说他学承其师，通晓时务，谏言委婉中肯，多有裨益。后王蘋又升任国家专职修史员（八品）、常州通判（从六品）及台州崇道观主管等，官至左朝奉郎（从六品）。因其从子王谊触犯秦桧受牵连而被罢官，最终只给了闲职，便主动退隐。后与南宋理学家林光朝、林亦之、陈藻在龙江书院讲学，对洛学在福建的传播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震泽先生”之“震泽学派”
王蘋所创立的学派，就是“震泽学派”了。王蘋因在震泽讲学，学者称“震泽先生”，所创学派称为“震泽学派”“震泽学案”。王蘋弟子众多，著名的有陈长方、陈少方、杨邦弼、章宪、周宪、范如圭、曾几、陆景端、施庭先、宋宜之、曾逮、方翕、林光朝、陆九渊等，他们纷纷前来求教，因形成“震泽学派”。震泽学派主要传播二程学说，对程颢的“心”“性”学说有所发展。把学问分为“帝王之学”“世儒之学”，认为“帝王之学当与世儒之学异，世儒之学往往于经世大法，莫之察也；帝王之学在措诸事业。此其所以异也”；认为“人心广大无垠。万美皆备”；还说“万物皆备于我”，提倡“尽心知性以知天”，“存心养性以容天”，“欲传尧舜以来之道”，需“扩充是心”就可以了广（《宋元学案》卷之十九《震泽学案》）。还认为鬼神“是阴阳之功用，非世所谓鬼神。”他还将禅学引入儒学，后人以为其学说“近禅”。“震泽学派”主要著作有王蘋《论语集解》（未成而卒）、《易传》《王著作集》，陈长方《步里客谈》《尚书传》《春秋传》，章宪《复轩集》，曾逮《习庵集》等。震泽学派主要流传于吴地，他们将二程学说传入吴，使吴人“得重接学统”。
《宋元学案》
《震泽先生别集》
来源：吴江通微信公众号 作者：周伟虎 媒体选稿编辑：李俊锋 (知名文化传媒人、新媒体运营师、高级摄影师)
